崇阳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五）

崇阳苏区军民抗击国民党反动派“清剿”的英勇斗争

在国民党反动派步步为营的残酷“清剿”政策和重兵“进剿”及围追堵截下，崇阳苏区虽然连遭失陷，但苏区军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斗争，英勇不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苏维埃政权。

1934年11月27日，国民党第三十三师在崇阳县城内学兵队大讲堂召开蒲圻、崇阳、通城三县党政军联席会议，专门部署应对鄂东南苏区的“清剿”。在“清剿”区域内，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大于我数十倍的兵力，越过省与省、县与县、支点与支点之间的界限，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所谓“囚笼”政策。

一是实行碉堡政策，进行层层封锁，重重包围，分割苏区。凡是苏区或游击区的交通要道、重点地区、高山隘口、城镇圩场和重要村庄，敌人都筑有大小碉堡，数量不等。敌人以碉堡为据点，进行分兵把口；以碉堡为依托，派兵进村“清剿”。

二是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国民党正规军、地主武装及“清乡”会、挨户团、“铲共”队等，沆瀣一气，不择手段，在苏区进行疯狂屠杀。用火烧、烟熏、刀割、挖眼、灌开水、钉手掌脚掌、千斤吊、单边吊、钻子钻、躺钉板床、铁丝穿手心、烙铁捅肛门等酷刑残杀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还疯狂地烧毁他们的房屋，劫掠他们的钱粮财物。一些曾逃窜在外的反动分子趁苏区失陷后纷纷卷土重来，以10倍的疯狂和百倍的仇恨，对苏区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在敌人“三光”政策的摧残下，老苏区断垣残壁，游击区山光林毁，到处一片荒凉。

三是强迫移民并村，实行经济封锁。敌人配合军事上的“清剿”，驱赶苏区群众到敌军驻地或碉堡附近居住，企图断绝红军与苏区人民的联系。实行经济封锁，严禁商人去苏区通商，限制并监视群众购买生活必需品，凭“良民证”计口购盐、计口购粮，限定购量，设置关卡，阻止群众为苏区和红军提供生活日用品。

四是实行编组保甲，强制各家互相监视。五户一联，十户一保编组保甲，推行所谓“一家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防政策。违者，轻则罚款、坐牢，重则杀头。

五是收买叛徒，“招抚异己”，蛊惑人心。国民党收买叛徒孔荷宠，纠集2000多名叛贼、走狗和社会残渣余孽，分驻湘鄂赣各苏区和游击区周围，设立“招抚”机构，散布各种谣言，张贴反动布告，蛊惑人心，欺骗群众。敌人还采取威胁利诱手段，利用叛徒“招抚”一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以扩大其反动阵营，窃取我党我军的机密，危害革命。

在敌三十三师重兵“驻剿”时，咸蒲崇通中心县独立团和区游击队辗战于随阳山、小岭、楚王山等地，由于战斗频繁，部队不断减员。1935年初，红十六师特务连一排一班班长张阳丙（崇阳台山桃花洞人）奉命调老虎洞工作，被大沙坪保卫团坐探发觉告密捕押。张父系保卫团班长，诱他自首投降，说：“只要你喊我一声爷，我保你出去。”张阳丙气愤地说：“少废话，你不是我爷，我不是你崽，我被你捉该你杀，你被我捉该我杀！”保卫团诱他招降无术，将其杀害。临刑前，张阳丙高喊：“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1935年春，塔坳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宋义华，在敌人把群众赶到四周刀枪林立的场地，胁迫指认交出共产党员和红军时，为了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毅然挺身而出，英勇牺牲。红军交通员吴好祖被捕后，在敌人审讯的“公堂”上，怒发冲冠，操起板凳一连打倒几个敌人，壮烈牺牲于乱枪之下。宋家新屋宋克昌因向县委报告了叛徒的形迹，遭敌惨烈报复，一家4口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3人。1935年3月，咸蒲崇通中心县委书记丁维嘹在战斗中牺牲，孙丁耀接任中心县委书记。5月，敌人攻占随阳山、白沙桥等地，独立团团长阮耕率数十名战士在小岭与敌人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6月，孙丁耀等人面对国民党三十三师与各地民团的反复“清剿”，顶骄阳冒风雨，忍饥挨饿钻山林，住山洞，坚持战斗，终因弹尽粮绝，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至此，咸蒲崇通苏区完全丧失。

1935年初夏，国民党派遣重兵进驻寿昌县周围，北面驻有崇阳县城的东北军一○五师1个团和驻咸宁的冯兴贤部三十三师，东边驻有第十军新三旅、新七旅，南部驻有修水的二十六师和驻通城的敌保安第十团。四面之敌在苏区边境挖壕堑、筑工事、修碉堡、架电话，企图用围困战消灭红十六师。6月5日，正当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被迫向东南突围之时，由于叛徒出卖，崇阳、通城两县的保安团突然袭击了大门坳、红窝沟红军医院，红军严重受损，突围出来的寿昌县苏区党政干部大部分随省委和红十六师行动，留下部分人员随同中共鄂东南道委和西北特委，转入本地区一些便于隐蔽的山冲里开展游击斗争。

1935年9月，方山区游击队队长冯道发派12名游击队员化装成麻花贩子，前往侦察正在双港桥修碉堡的敌情，不料被国民党治安团以行迹可疑为由抓进了军营。当晚，冯道发带领游击队员摸到双港桥，通过桥洞隐蔽接近敌军，消灭哨兵后冲进军营，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顺利地救出了被关押的队员，缴获了12支步枪及子弹、面粉、电话机等物品。

1935年春，桃花乡苏维埃政府妇协主席夏莲英（女，洪下东流港人）趁桃花洞西冲岭敌军换防之机，带领女战士张丙贵进入敌堡，在草铺上淋上煤油，安放炸药包，点燃煤油迅急撤离，大火引爆炸药包，一声巨响，碉堡被炸得粉碎。同年夏，夏莲英乔装成回娘家的媳妇去西冲岭工作，路遇叛徒周某率领国民党新七旅袭击湘鄂边中心县委机关和红军医院。为掩护在西冲岭宋丙林家疗养的8名伤员，夏莲英改道疾走，被叛徒周某认出抓捕，并逼她带路去埂场山。当行至壕口沟时，山洪骤下，水流湍急，夏莲英踏上小桥，连声高呼“白狗子来了！”便跳入湍急的河流中，惨遭白军开枪射击，英勇牺牲。1935年秋，湘鄂边中心县塔坳区妇女部长饶碧儿（女，蒲圻茶庵岭中坪村人），在去八斗山工作途中遇一队敌军疾步前往塔坳，她警觉敌人极有可能是去偷袭塔坳区委机关。为保护同志，她即返身边跑边喊：“白狗子进山啦”！敌人听到喊声，连忙端枪朝她射击，饶碧儿应声倒下，牺牲时年仅18岁。

苏区在囚笼政策的严密封锁下，军民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李济平先后将中心县委机关迁入大茶坑刘家新屋（现石城镇塔坳村6组）和宋家岭；1935年10月，李济平的妻子突然被敌人抓去，在敌人的政治利诱下，李济平叛变投敌，为报功邀赏，带敌人袭击了驻扎在宋家岭下的边县党政机关和庙铺吊楼下的红军医院。正在机关养伤的省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鄂东南道委代理书记张藩、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等，在保卫局局长李平的掩护下突围，不幸张藩中弹受伤，严图阁牺牲，中心县委被迫转移到桃花洞。1936年1月，湘鄂赣省委派吴国桢接任中心县委书记。1937年1月吴国桢被捕叛变，由钟秀存接任。县委机关由桃花洞迁至二家岭、龙潭洞等地，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在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枧小山界村430多间房屋、7500多亩山林全部被“铲共”团烧毁；有410多人被杀，42户绝烟，18户被迫迁居外地。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双港塔坳宋家屋，有4户20多人，除1外地媳妇幸免外，其余全被杀害。苏维埃成立的地方实竹坪，整个屋堂48个天井、280多间房屋，被国民党保安队焚烧9次，成为废墟。小茶坑中湾龚家因驻过红军，全屋场140人，一半惨遭国民党杀害，40户人家就有24户绝了户。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全县被烧毁房屋37000余间。为捍卫红色政权，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有1300多人牺牲、12400余人惨遭杀害，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崇阳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