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

黄明（1905-1937），字传璋，号清廉，崇阳县大沙坪马鞍山人。1922年县城高等小学堂毕业，入武昌博文书院就读，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积极要求进步的革命青年。1926年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当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崇阳县委交通员。1928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理工学院，学习期间和毕业后，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因病去世，殉年32岁。

一

1905年8月26日（农历七月二十六），黄明出生于大沙坪马鞍山（今沙坪镇泉湖村二组）的一个小商家庭。其祖父黄良寿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常年在大沙坪街上经营杂货店。到其父成年时已积攒了一些钱财，成为当地小富之家。加上黄家是北宋大文学家黄庭坚的嫡系后裔，读书致仕、光耀门庭的愿望尤为强烈。黄明的大哥黄济生曾以县内最优等的成绩考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省师范学堂。黄明读过几年私塾后，被送到县城高等小学堂就学。他果然不负厚望，1922年高小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大东门外的博文书院（后更名为“武昌博文中学”）。开始几年，黄明专注学业，几乎是手不释卷。中期，因父亲患病去世，学业有所耽误。期间，由于受到武汉地区革命风潮的影响，及孙中山、陈独秀、董必武到校的宣传发动，黄明眼界大开，并同进步学生一起，在反对湖北教育界封建势力斗争中，革命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

1926年北伐军进军崇阳后，全县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受过革命风潮影响的黄明毅然回乡投入到崇阳县的国民革命运动之中，并结识了北伐军留在大沙坪开展国民革命宣传的某团政工干部匡超然。10月，匡超然见黄明忠诚坦率，思想激进，经过考察和了解，当即将黄明发展为中共党员。在大沙坪和县城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期间，黄明又结识了家住县城、此后结为终身伴侣的女青年邹爱梅（又名邹佩芳）。邹爱梅是县城富商陈福生的继女，也是一位热情如火的青年。他俩志趣相投，订下婚约，黄明便经常住在县城岳家从事革命活动。

武昌城被北伐军攻克后，崇阳县的国民革命很快发展起来。1926年11月中旬，崇阳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为了方便与上级的联络，中共崇阳县特别支部决定，在武汉开设“崇阳县农民协会联络处”。物色人员时，同在武汉读过书的县委特支委员沈蘅荪十分了解黄明的革命志向和酷爱看书的学习习惯，加之黄明与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董必武有联系，便极力推荐黄明以开办书店作掩护，去武汉负责县农协与省农协的联络工作。同时，派共产党员舒伯奇①协助，工作经费从营业收入中解决。此时的武昌，由国共合作组成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在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亦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黄明积极报名考入武昌中山大学学习，并按照组织的安排，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自此，黄明在自己熟悉的武昌阅马场附近租下一间房屋，开设了一家“黄鹄书店”，一面读书，一面秘密从事包括中共崇阳组织去汉往来人员的联络安排和上级组织的指示及宣传刊物的传送等工作。

二

在联络处工作期间，黄明凭着自己在汉的人脉关系和智慧，除做好县农协与省农协的日常联络、传送外，先后出色地完成了以下工作任务。

1927年1月，以董必武为首、大多是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通知已成立国民党县党部的崇阳县派5名代表参加会议。黄明立即转达崇阳县党部。国民党崇阳县党部决定：由交通员黄明同县党部组织部长邱指佞以及3个区党部负责人汪翰（1901年生，白霓回头岭人）、胡俊才（1895年生，大沙坪塘湖冲内人）、骆文元（1895年生，青山雷骆畈人）出席。此次会议，由董必武担任主席团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会议精神由代表回崇阳传达后，国民党崇阳县党部的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对全县工农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1927年3月，湖北省农协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分配崇阳县4名代表参加会议。黄明回到崇阳通知。县农协会确定，由交通员黄明同正在中央农讲所（武昌）学习的县农运部长沈昌亚、县农协执委卢清波及桂口农民协会委员长杨香林为代表，于3月4日至19日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正式提出了农民土地问题，并作出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还针对土豪劣绅向农民的猖狂反扑，公布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与会代表倍受鼓舞。会后，黄明同出席会议的代表卢清波、杨香林一起回到崇阳，传达了农民最迫切关心的土地决议案和其他会议精神。按照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规定，在县城召开公审大会，对已经羁押尚未处理的几名破坏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执行枪决，极大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志，推动了全县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

1927年“七一五”事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共湖北省委按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鄂湘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决定精神，部署鄂南秋收暴动。并派符向一为鄂南特委临时负责人，到蒲圻县赵李桥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秋收暴动的行动方案。黄明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回崇阳传信。8月10日，县委宣传部长沈蘅荪、军事部长叶重开及回崇阳不久的中央通讯员杨白等4人赶到赵李桥客栈，听取了符向一对鄂南秋暴的传达部署。会后，沈蘅荪和叶重开迅速传达紧急会议精神，成立了县秋收暴动委员会。并按照会议要求，不失时机地在洪下组织了一次劫船夺枪的骚动行动，打响了鄂南秋暴第一枪。

1927年8月下旬，随着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逼近和县九区联防团的成立，崇阳农军被迫向南转移，大革命期间成立的各类革命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中共崇阳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崇阳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黄明开办的“黄鹄书店”成为县委人员和失散的农军战士在武汉的秘密联络之地。同年底，形势更加恶化，武昌中山大学师生被政变后的武汉国民政府勒令离校，学校停办。黄明将书店的书籍、设备廉价处理，关掉门店，回到大沙坪马鞍山老家潜伏下来，侍奉正在患病的母亲，暂时中断了联络工作。

三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更加激发了黄明的革命意志。1928年初，黄明的母亲去世后，黄明没有了后顾之忧。他打算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和武昌是省府的便利条件，以读书作掩护，到武汉继续从事中共秘密交通工作。8月，他获悉更名后的国立武汉大学正在扩招，便决定继续到武汉上大学。考虑自己近两年为革命奔走，功课有所耽误，便在武昌城东一僻静小巷租了1间小屋，潜心复习功课。9月，黄明以总分312、均分62.4的成绩被录取。10月，黄明按照学校的规定，填写“遵守校中一切规则命令”等内容的志愿书。并以“曾为国民党员，确无共产嫌疑”为由请在武大当教师的同乡胡俊才及另两名同乡学友联保保结，正式进入国立武汉大学理工学院预科班学习。1933年毕业，黄明获博士学位。就读期间，虽然学校管理非常严格，黄明却利用在武汉的便利条件和此前的熟人关系，多次给中共组织传送情报，联络、寻找失散的同志。

1928年11月下旬，黄明因事请假回崇阳一周后返回学校。当时的武汉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一次，国民党宪兵突然围住武汉大学，不准学生自由出入，进行严格搜查。黄明见状，不由一惊。他身上还带着一枚“崇阳县农民协会联络处”印章，因事发突然，未来得及隐藏。他急中生智，借故去换鞋子，一边哼着曲调掩盖响声，一边将印章塞入住房墙脚的一处老鼠洞内，使搜查的特务一无所获。

1929年5月至8月，中共湖北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派巡视员杨克敏到鄂南各县指导和帮助工作，因环境险恶，很长时间与鄂南党组织联络不上。杨克敏回到武汉与黄明接上了关系。黄明将在第一女子中学任教的共产党员余佛舟（蒲圻人）介绍给杨克敏。杨克敏通过余佛舟终于找到了其余6位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从而恢复了组织活动。

1929年暑假，黄明乘火车从蒲圻返回崇阳找党组织接头，不幸在蒲圻车站被蒲圻稽查处以“嫌疑分子”的罪名羁押。在监警的皮鞭抽打下，黄明坚强不屈。蒲圻稽查处多次对他审讯均毫无结果，只好将案件转交给崇阳稽查处。崇阳稽查处接案后，因黄明的岳父陈福生正担任着崇阳县商务会会长，颇有声望。稽查处长李美才不敢贸然下手，便将案件上交国民党长江保卫局。长江保卫局即通电武汉大学，说黄明有异党活动。时任武大校长王世杰（崇阳人）认为此事有诽谤武大校风之意，即回电说明没有此事。黄明获悉此信息，去信邀请时为中共崇阳县支部书记的陈俊杰②（系黄明岳父陈福生的6代堂侄）联名呈文，反告李美才犯诬告罪。最后，黄明的共党嫌疑案得以撤销，李美才被罢免了职务。

黄明为人机警，处事谨慎。在武汉大学就读期间和毕业以后，为了便于开展隐蔽工作，在与社会人员的日常交往中，一边细心处事，一边虚委应付。毕业那年，崇阳县城的权贵和亲朋故旧到他岳家祝贺，有的送去茶礼，黄明该接的接，该送的送，全无禁忌。崇阳县城的国民政府公职人员始终不了解黄明仍然从事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黄明由于早年患过肺病，生活又过得十分节俭，加之处理的事务繁多，操劳过度，老肺病经常发作，大口咯血。1937年8月17日（农历七月十二），黄明在其兄黄济生就教的崇阳大沙坪福音堂病逝，殉年32岁。遗体被安葬在马鞍山蔡家岭南侧。1989年，沙坪镇人民政府为其立碑纪念。200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又为其补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烈士证明。

黄明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党的地下工作战线上，他甘当了一辈子的无名英雄。

_{①舒伯奇（1906-1931），崇阳县城关人。历任中共崇阳县支部委员、县委委员，鄂东南道委交通员。1931年8月因战失利，被道委以“改组派”罪名杀害。1986年崇阳县人民政府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按因公牺牲人员对待。}

_{②陈俊杰（1908-1952），谱名鸣庚，号文华，崇阳县城北门畈龙背陈家人。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28年任中共崇阳县支部书记，后任县委委员。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投靠国民党，历任县立中心小学校长、县督学、国民党崇阳县田粮处处长；解放战争期间随国民党军撤退到海南岛。1952年被当地人民政府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