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湘鄂边中心县委在崇阳的建立（二）

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在崇阳的建立及其苏区的巩固发展

1933年12月，中共湘鄂边县委书记张和经不起第五次反“围剿”恶劣斗争的考验，叛变投敌，导致湘鄂边县部分苏区失陷。

1934年1月上旬，中共湘鄂赣省委为了进一步开辟和巩固湘鄂边苏区，派中共湘鄂赣省委秘书长钟期光率黄启炳等30余名干部，到崇阳大药姑山的八斗山开展工作。钟期光在泉湖殷家冲大屋陈家（今沙坪镇庙铺村5组）主持建立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辖嘉鱼、蒲圻、崇阳、通城、临湘、岳阳、湘阴等县，钟期光任中心县委书记，方天保任副书记，周长工任组织部部长，周努力（后为陈樵，岳州人）任宣传部长，张茂信任军事部部长，沈春华任妇女部部长，黄启炳（后为饶国树）任保卫局局长，邓锡卿任财政部部长，黄德全任少共书记。随即，湘鄂边县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湘鄂边中心县苏维埃政府，李济平任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会后，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及苏维埃政府为落实中共湘鄂赣省委“以药姑山为根据地，向通城发展，向咸宁、通山推进，建立武长路工作团，与修水、鄂东苏区联系起来”^①的战略目标，迅速成立5个工作团，分赴中心县周边各地，做新区的开辟和老区的恢复工作。一是抽调干部熊丙生、刘贤斌、李政湘、杨秋生、李明岗（女）、李婉秋（女）及方山区委干部饶金生、应柏祥、邹道炳、吴炎林等人，组成河东工作团（指隽水河东，又称青山工作团），由周长工任主任，到东边崇阳县的梓木港、青山及通城县的清水一带，与通城县委军事部部长刘永康为主任的清水工作团会合，并将梓木港区更名为河东区；二是从塔坳区委干部中抽调万顺义、张佛光、汪望生等人，组成临角工作团，到西边的临湘县马颈、平角园一带；三是指派杨文甫、杨幼雄、杨金华等组成中共平通岳工作委员会，到南边的平江、通城、岳阳边界建基山、蛤蟆尖一带；四是派出由冯远超任主任共10余人组成的武长路工作团，到西北面的蒲圻、临湘铁路沿线；五是派出宣传部部长陈樵、军事部部长张茂信为书记、主任，杨仁、钟玉清、卢福胜等人组成的岳临通工作团到思相山、际山洞（俗称季山）一带，建立四县交通线。1934年4月，又派出由李济平任主任共30余人组成的中共驻蒲代表团和以张南熙、邓锡卿等5人的洪下老区工作团，协助原区乡干部做老区的恢复巩固工作。

其时，老区洪下街驻有敌保安团的一个中队，经常出动，四处“清剿”。做老区恢复工作的工作队员和原洪下区委干部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白天躲在山上避敌，晚上下山串连，找群众座谈，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团员，组织他们配合游击队行动；在保安团驻地周围贴标语、烧哨棚、锯电线杆；捕捉土豪劣绅筹款，搜集国民党报纸和弄西药送给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1934年8月，洪下区委书记饶国垣在洪下活动时被敌军包围遇害。9月，区少共书记钟其相在活动时被保安团包围牺牲。工作队员和区乡干部被叛徒出卖而遭捕的事件时有发生，给工作队员和区乡干部的活动带来极大危害。为保证苏区的联络不致于中断，他们既要避开敌人的武装袭击，又要防范内部人员叛变投敌所带来的危害。

由于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艰苦细致的工作，不仅开辟了部分新苏区，建立了新区区乡基层组织，而且保证了老苏区的巩固发展。至1934年秋，湘鄂边中心县苏区扩展到12个区46个乡。其中：崇阳县境有金紫、洪下、方山、塔坳、杨林、梓木港、东关7个区35个乡苏维埃政府；通城县境有大港冲、雅崔山、尖山、建基山（平通岳边界）4个区及水口铺、际山洞（岳临通边界）等9个乡苏维埃政府；临湘县境有龙角区、马颈乡苏维埃政府，边区面积扩大到历史最多时期。

在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中心县独立团在长近100里、宽30余里的区域里，采用游击战术，有力地抵御了敌人的“围剿”，打击了土豪劣绅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嚣张气焰。中心县独立团经常出没于铁路和公路沿线，截获敌人的火车，缴获各种军用和民用物资，为县苏和省苏解决钱财物资问题。全盛时期，湘鄂边中心县一度成为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筹集钱财物资的“后勤基地”。

1934年10月，钟期光调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划归中共鄂东南道委领导，李济平接任中心县委书记，饶国树、张茂信先后任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_{①《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3辑，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