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湘鄂边中心县委在崇阳的建立（一）

“左”倾思想危害下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9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调兵遣将，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从9月下旬开始，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开始对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其中以北路军、南路军30余师50万兵力围攻中央苏区，以西路军5个师另3个独立旅10万余人围攻湘鄂赣苏区。敌西路军第一军军长陈继承指挥第三纵队2个师另3个旅“围剿”修河（水）以北的鄂东南中心区。敌人的兵力除驻大冶的陈继承第三纵队，驻阳新的二十六师郭汝栋部，驻咸宁、通山的三十三师冯兴贤部，驻通山、崇阳的新十师谢彬部外，还有鄂南保安团、各县保安大队、巡察队、“铲共”义勇队等反动地主武装。国民党采取修筑碉堡，移民并村，实行五户一连坐和封锁生产、生活、军用物资等恶毒手段，妄图扼杀苏区革命根据地。仅崇阳，县城的东西南北门就建有碉堡9个，大沙坪2个，白霓桥3个，小沙坪2个，还有洪下、桂口、东关、石城湾、桂花树、高枧、鼓响岭、塘口、黑桥、路口等地都建有碉堡。

1933年7月，红十六军在万载小源奉命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六师，下辖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3个团。高咏生、温锦惠分别担任红十六师师长、政委，仍为中共湘鄂赣省委领导下的红军主力。鄂东南红军及地方武装力量也增加到5000余人。遵照湘鄂赣省军区的命令，河南指挥部领导的赣北警卫师编为红一师（又称“赣北师”），河北指挥部领导的河北警卫师编为红二师（又称“河北师”），加上鄂东南红军主力红三师，组成红十七军。8月1日，红十七军在通山黄石洞举行成立大会，军长张焘，政委方步舟，副政委兼参谋长叶金波，政治部主任张向明。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鄂东南道委于1933年10月下旬在通山的石门楚王山召开道委扩大会议，各县、区委书记10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共鄂东南道委书记方步舟主持，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长吴致民参加会议，会上就如何组织鄂东南军民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讲了4点意见：一是明确鄂东南军民的主要任务是牵制、打击敌人，以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二是加强苏维埃政府工作，开展拥红扩红运动，壮大地方武装；三是正确执行肃反政策；四是收复失陷苏区，巩固苏维埃阵地。会议决定红十七军主力红三师集中兵力，先收复龙港、燕厦、木石港等地苏区，然后向瑞昌、武宁等地发展；还提出了“打回龙港过年”的不切实际的口号。石门会议后，鄂东南红军主力红三师向东南方向行动，咸蒲崇通县独立团坚持在楚王山的周围山区开展斗争。

对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极其严峻的形势和长期存在的军事被动、思想混乱和“肃反”扩大化问题，苏区中央局早有察觉，多次致信、致电和派人巡视检查，敦促中共湘鄂赣省委认真解决。但是，省委书记林瑞笙等人极其顽固执行“左”倾路线，对鄂东南革命斗争造成很大危害。1933年10月，正当鄂东南军民奋起投入第五次反“围剿”之时，中共湘鄂赣省委工作检查组来到鄂东南，全盘否定鄂东南军民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所取得的成绩。中共鄂东南道委执委、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书记黄玉田因不同意红军“向东南发展，收复失陷苏区”的决定和“打回龙港过年”的口号，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通山石门坎同10余名优秀党员干部一起遭到错杀。检查组还决定在鄂东南地区党政军组织中追查“改组派”，将鄂东南苏区“肃反”运动扩大化。

黄玉田等人被错杀后，中共通山中心县委由新任通山县委书记阮鸣凤负责。阮鸣凤贪生怕死，畏敌如虎，根本不能领导革命斗争。加上中共咸蒲崇通县委书记徐自然、梅经武等人经不住艰苦环境和肃反等考验，1933年11月叛变投敌，导致整个鄂南工作处于停顿、被动状态。

1934年1月，苏区中央局改组中共湘鄂赣省委，撤销了林瑞笙的省委书记职务，由陈寿昌接任省委书记。不久，省委派吴致民到鄂东南，调整中共鄂东南道委领导班子，调方步舟到省任巡视员，任命黄家高为中共鄂东南道委书记，并对所属党组织的领导人进行了部分调整。1月8日，中共鄂东南道委召开红三师与河北师、赣北师负责人会议，组成红十七军前敌委员会，由张焘、叶金波分别担任正、副指挥长。会议按照“打回龙港过年”的计划，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消灭木石港之敌，恢复周围苏区，然后向东南发展，直逼龙港，进围武宁、瑞昌。1月中旬，红军主力及当地游击队、赤卫队共近8000人攻打木石港，获得大胜，恢复了木石港周围的苏区。接着又在木桥铺等地重创敌军，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局部地区的胜利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根据地极其险恶的形势，而红军在木石港休息7天，丧失了及时转移到武宁、瑞昌一带开展游击，以避开敌人反扑的时机。1月下旬，当红军1000余人南渡未成，回师黄沙，夜行至王文驿时遭敌伏兵包围，红三师除机枪连突出重围外，其余人员全部溃散或牺牲，部队损失三分之二。

由于红十七军主力红三师在王文驿战斗中损失较大，红一师、红二师解体，红十七军番号被取消，军长张焘被撤职调离鄂东南，副政委兼参谋长叶金波先撤职，后逮捕被杀。在“左”倾路线的危害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