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南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和湘鄂赣边区苏区县的建立（一）

“崇阳兵变”与鄂东南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初期的局部失利

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和鄂东南苏区的一、二、三次“围剿”被粉碎后，并不甘心失败，自1931年冬天起，又加紧了对鄂东南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准备。其兵力部署是：郭汝栋部5个团和谢彬部两个团的兵力驻鄂东的阳新、大冶、通山及瑞昌等县苏区周围；袁英新编第十一师全部和张英、谢彬师各一部共8个团，驻鄂南的蒲圻、通城、崇阳、咸宁等县苏区周围。敌人的策略是：以重兵包围苏区，占据较大城镇，修筑碉堡，截断苏区与外界的联系；不断对鄂东南苏区进行骚扰、破坏、封锁和分割，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其步骤是：首先进攻鄂豫皖、洪湖两苏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对上述3块苏区中间枢纽地带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采取重点围攻鄂东南，包抄分割其他赤区、逐次清剿的方针。面对敌人的“围剿”，鄂东南军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敌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湘鄂赣省委和鄂东南特委的反“围剿”部署

1931年10月，“在思想、行动上没有作充分准备的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对敌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采取的战略战术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更没有提出与当时敌我形势相适应的措施。以为敌军只会‘部分’向苏区进攻，而不会‘向整个苏区’‘围剿’”。仍然沿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以地方武装配合广大群众的力量，骚扰敌人，无条件的集中红军力量，突破敌人的弱点和突击部队，由小的胜利而进到大的胜利^①”。针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中共临时湘鄂赣省委所采取的反“围剿”战略是：巩固老苏区，加强苏区之间的联系，“使根据地革命势力连成一片，以利在斗争中互相支援；红军及地方武装无条件地连成一片，以利在斗争中互相支援；红军及地方武装无条件地执行上级意图，配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作战；根据地主力红军集中行动，各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担任截敌、堵敌、扰敌的任务，使主力红军养精蓄锐，在运动中选择时机消灭较弱的敌人”^②。为了充实红十六军的兵力，决定将鄂东南的红三师七、九两团编为红十六军第九师（后改称第九团^③)。

鄂东南特委决定，无条件地执行省委的指令。由政委郭子明带领红三师七、九两团前往省军区驻地接受改编，留下的红三师第八团，则改建为警卫团一团（又称“鄂东南警卫团”）。警卫团“共辖四营，每营三连。瑞昌、湖市、武宁、龙燕成立第一营，大冶及阳新北乡成立第二营，通山、咸宁、鄂城成立第三营，蒲圻、崇阳、嘉鱼成立第四营。每营配快枪二连，炸弹梭标一连……如需要集中力量，打击较强的敌人时，由团部命令集合，统一指挥^④”。还要有计划地动员工农参加红军。其后，鄂东南特委还向鄂东南各县委、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凡16岁以上23岁以下的劳苦群众，都编入少先队；24岁以上40岁以下的劳苦男女群众，都编入赤卫队。不论纠察队、赤卫队、少先队，其中最积极、坚定、强壮而又志愿者，都编入赤卫队或游击队”的指示。到1932年4月，鄂东南的地方红军扩大3倍以上，警卫团和地方武装扩大1倍以上。

（二）崇阳兵变^⑤

在国民党军的“围剿”部队中，长驻通城、崇阳、通山三县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谢彬部，虽多次受到红军的打击，但仍是这次反“围剿”斗争的劲敌。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共武汉长江局派舒葆初打入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内部，发展中共党员，策划官兵起义，以瓦解敌军，壮大红军力量。

舒葆初，又名舒宗元，1906年5月2日出生于贵州省瓮安县平定营高枧坡一农民家庭。1921年毕业于瓮安简易师范，1925年考进黔军李晓渊部军官讲习所学生队。翌年春，军官讲习所第一期随军进入湖北恩施，舒被派到巴东、宜昌、宜都等地随军部做宣传工作。不久，舒去武汉，被国民政府的秘书长林伯渠推荐到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政宣队汉阳支队作宣传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舒因思想倾向进步被清洗，回黔军第四十三军军部任少校参谋。1928年，考进南京国民党陆军经理法规研究所，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国民党警官学校任总务科科长。1930年调到武昌军政部第二被服厂任会计。次年，考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军官补习班。其间，遇见了受周恩来派遣、在南京国民党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任少校秘书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冷少农（与舒同为贵州瓮安县人），并经冷少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舒葆初由南京中共党组织介绍到武汉长江局。1932年2月，舒葆初打入第八十五师后，被分派到军士教导大队一中队任上尉区队长。在第八十五师军士教导大队的几个月里，舒葆初用内紧外松的工作方式作掩护，广泛团结同情革命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先后发展了贵州籍的莫德维（上尉区队长，遵义人）、黄克勤（中尉助教，遵义人）、沈朴仲（遵义人）、宋应达（上尉干事，郎岱人）、李光庭（中尉助教，松桃人）、周廷贤（普定人）、郭绍藩（区队事务长，松桃人）、张杰、毛毳等人为中共党员，建立了党支部，舒葆初任支部书记。这些党员都是从各连队士兵或班长中选出来的，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创造了率部起义的条件。1932年6月，长江局派地下党联络员王觉夫（又名汪超海）到崇阳，秘密会见舒葆初，传达了上级关于发动兵变的指示。随后，舒葆初在城东郭家岭凌云塔内秘密召开支部会议，研究部署了兵变行动计划。即：以党内同志为核心，在广大士兵中进行宣传教育，做好暴动的准备工作；师长谢彬系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亲信，反动立场顽固，难以策反，由师部的周廷贤做内应，杀掉谢彬；县城兵力较少，教导大队足可制胜。

兵变计划正紧密部署时，混入党内的奸细郭绍藩向旅长刘竹铭告密。刘竹铭急速派人转报住在武汉的谢彬。谢彬回到崇阳后，立即下令展开拘捕，株连者20余人。舒葆初、宋应达、莫德维、黄克勤、周廷贤、毛毳、张杰7名共产党员遭捕，先后在崇阳城东老桥边桑园沙洲上被杀害。就义时，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

崇阳兵变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重要军事行动之一，极大地影响着国民党第八十五师军士中的不满情绪增长，士气低落，自后部队一直龟缩在驻地，不敢同红军主力作战。“崇阳兵变”虽因叛徒出卖遭受失败，但舒葆初等7名中共党员为革命事业付出热血和生命的献身精神，在中共崇阳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地方主力红军调整与苏区的局部失利

1932年1月，原中共蒲圻中心县委为应对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曾向中共鄂东南特委提出了扩编中国工农红军鄂南第二师的计划：拟将红二师直属营扩编为第一团；蒲圻各区赤卫军（队）编成第二团；嘉鱼红军独立连和崇阳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三团。并从原警卫营中抽调部分教官和武器编成特务连。这时，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恢复中共蒲圻中心县委和建立中共鄂东南道委，分别领导鄂东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放在东部地区；又发出从鄂南红二师抽一个连补充重建鄂东红三师、其余部分编入红十六军的指令，鄂南红二师的扩编计划被迫中途停止，致使鄂南苏区失去地方主力红军的支撑，在敌人进攻面前陷入被动。

3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控制武（汉）长（沙）铁路沿线，完成对湘鄂赣苏区的战略包围，提前向蒲圻中心苏区进行“蚕食”。4月初，国民党十九师2个团、三十三师1个团和蒲圻县保安团，在地方“清乡”队、还乡团的配合下，从车埠、新店、赵李桥分3路向金紫山地区的蒲圻中心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大举进攻。此时，鄂南红二师已编入红十六师，中共蒲圻中心县委只有动员苏区群众和各区赤卫军（队）进行顽强抵抗。但终究因力量悬殊，鄂南苏区的军民陷入苦战。5月中旬，靠近粤汉铁路西面的蒲圻几个苏区先后陷落。6月，敌人集中兵力，对蒲圻中心坪苏区实行四面围攻，中共蒲圻中心县委率领驻地机关干部战士在金紫山区艰难地与敌周旋。敌人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烧杀政策：“大山烧一烧，小山抄一抄，见了石头砍三刀”，苏区沉浸在一片血海之中。

7月，中共蒲圻中心县委在金紫山大屋魏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突围。即：各地撤退到金紫山的干部战士近千人，坚持斗争；中共蒲圻中心县委留下一部分人，分散隐蔽；其余人员集中起来，组成“避白团”，转移到崇阳、通城苏区。经过7天7夜的奋战，大部分同志安全转移到崇阳八斗山和通城黄袍山。至此，蒲圻中心苏区丧失殆尽，与蒲圻相邻的崇阳三山源苏区也同时失陷。

1932年5月，为应对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新成立的中共鄂东南道委决定，以警卫团为基础，以红军医院病愈的伤员为骨干，从各县赤卫军中抽调部分力量，在龙港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的番号，第二次组建“红三师”。师长张焘，副师长刘远红，政治委员叶金波。

10月，蒋介石责令武汉行营代主任何成浚增兵鄂东，全力“进剿”。何急调各地驻军和湖北保安师共30个团约10万人的兵力，分三路进抵鄂东。敌人步步为营，先后占领木港、排市、洋港、横路等地，形成紧逼龙港之势。

10月3日，郭汝栋令其七十六旅旅长黄汉勋率4个营的兵力，搭设浮桥，偷渡富水，夜袭龙港。中共鄂东南道委令红三师截击。红三师采用轻重武器和长龙罐子炮，阻击从排市外围的荆头山、铁佛寺一带强渡富水之敌。4日晨，郭汝栋闻黄旅偷袭龙港不成，命令二十六师出动，扑向龙港。中共鄂东南道委决定主动放弃龙港，向通山转移。首先将红军医院及伤病员、兵工厂、银行等机关转移到通山境内的九宫山、冷水坪等地。10月4日，中共鄂东南道委、苏维埃政府、北路指挥部机关及其干部撤出龙港，安全转移到通山杨林铺、沙洲店、高昌等地。同日中午，郭汝栋部占领龙港。敌人一方面对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和欺骗宣传，清查户口，搜捕革命同志，肆意诬蔑共产党和红军，捣毁革命组织；另一方面组织“铲共”义勇队、保安团等反动组织，采取“碉堡政策”，每攻陷一地，就在周围构筑土垒和碉堡，步步为营，向通山的杨林铺、大畈、横石潭等地逼进，企图一举消灭苏区。

龙港失陷后，革命斗争越来越艰苦。敌人先后占领了阳新县城、三溪口、木港、沙洲店、横石等重要城镇，使鄂东南的大块苏区被敌人分割成为4块，并对这4块苏区采取包围“蚕食”，断绝交通，阻止苏区之间的联系，鄂东南苏区处于危难之中。

敌人占领龙港后，又调动武宁、通山等地的驻军，配合郭汝栋部向燕厦湖畔村及沙洲店等地发起进攻。此时，红十六军已奉命入赣，仅凭红三师的兵力，难以击破敌人的围攻，亦难回师龙港。在这种情势下，中共鄂东南道委和红三师决定，将主力转移到通山兰田、黄沙一带，将道委机关设在兰田钟家畈。鄂东南道委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和苏区被分割的情况，将苏区的行政区划作了相应调整。先后建立中共龙燕县委（辖阳新龙港、通山燕下地区）、中共修武崇通县委、中共湘鄂边县委、中共咸蒲崇通县委4个边县县委，并成立各边县苏维埃政府，以利扩大武装力量，继续带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这一时期，崇阳周边地区分别划入新开辟的3个边界苏区县。

_{①《湘鄂赣苏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92页。}

_{②《湘鄂赣苏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92页。}

_{③《邓乾元关于红十六军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9月11日，《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624页。}

_{④《中共鄂南特委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1931年8月14日，《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246页。}

_{⑤ 根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舒葆初烈士资料汇编》一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