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及崇阳苏区的发展（二）

崇阳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0年上半年，在红军和农民革命武装的沉重打击下，鄂东的阳新、大冶等地除县城和个别据点外，绝大部分地域成为苏区。“鄂南赤色区域，统计有五分之二是赤色区。如通山除县城外，其它是赤色区，但现在失去一小部分，不过驻军一走，仍是赤色；蒲圻西南区，完全是赤色；咸宁南西区一小部分赤色；崇阳西北区，一部分是赤色……”^①至此，鄂南各县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业已形成。“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②全国红军武装力量的增强和苏区的建立扩大，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

“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双方动员兵力达100万人的蒋、阎、冯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掉过头来，集中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③国民党武汉行营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前对鄂南苏区开展了第一次“围剿”。“围剿”崇阳的兵力除一个团的正规军外，还配有“铲共”团、保安团、“清乡”团等地方武装。敌人在“进剿”中，一方面残酷屠杀群众，烧屋、烧山，抢劫粮食等财物，妄图达到使红军无地立足生存的目的；另一方面胁迫每家每户派一人参加民团，说什么“办民团者，则不杀人、不烧屋、不抢东西。”否则，烧、杀、抢皆不能幸免。敌人厚集兵力，以应对红军的分散游击，逐渐推进，大肆烧杀，扩充民团，借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在中共鄂南特委和鄂东南特委的领导下，中共崇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县革命群众，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反“围剿”斗争。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前，国民党武汉行营“围剿”重点是鄂东的阳新、大冶及通山3县苏区中心——龙港，对尚未夺取县政权的鄂南崇阳、蒲圻、咸宁等地暂处守势。此时，鄂南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只在“铲共”团、保安团、“清乡”队及地主武装之间进行。

1931年1月，鄂东红三师采取“避实就虚、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击其一路”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重点进攻龙港苏区的阴谋。眼看第一次“围剿”快要结束，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为了阻止崇阳开辟新苏区，国民党新编第十师谢彬部从龙港苏区退回后，在大沙坪地区增设重兵围堵苏区。1月18日，红十六军、鄂南红二师趁敌立足未稳，与其激战，俘敌128人，缴枪70余支。随后，红十六军又派赵琪率1个连的兵力，在崇阳、临湘、通城当地200余农民赤卫队的配合下，对“铲共”团宋洛武部设在大药姑山宋家岭、马颈、雅雀山等多处哨卡进行分兵袭击，俘敌50余人，毁尽哨卡。红十六军撤回平江休整后，3月，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师又突然包围崇阳的石门（今石城镇）、庙铺（今沙坪镇），正在当地开辟新区的中共崇阳县委书记黎指明被捕牺牲，县委机关受到重大损失。中共蒲圻中心县委当即将红二师的政委徐自然调任中共崇阳县委书记。

1931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围剿”。国民党武汉行营汲取在第一次“围剿”中失败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协同作战、分进合击”的战术，对鄂东南苏区轮番进攻。新组建的鄂东南特委，一面组织鄂东红三师全力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对龙港苏区的再次“围剿”，一面安排鄂南红二师采取“先隐蔽避敌锋芒，当敌人攻势减弱时，集中部队反攻”的战术迎敌；县区地方武装则伺机而动，适时进击。同月，崇阳县游击队在县军事部部长李春华和政委刘道炳的率领下，袭击桂花泉民团，打死团丁3人，缴获手枪1支、步枪4支、战马1匹。5月，得知国民党军一个连押运军火从蒲圻经洪下到崇阳县城时，又配合鄂南红二师在洪下界石岭设伏，消灭敌人30多人，缴获步枪40余支。梓木港游击队在队长刘定保的率领下，配合红十六师某部，烧毁敌人设在简家山、柏树坳、阳宕、蔡墩等地的多处碉堡。敌人听到刘定保的大名，无不悚然变色。这时，传来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鄂东军民又乘胜出击，红三师配合红十六军奇袭阳新小箕铺全歼守敌1个营，合击谢彬部，攻占通山县城，分两路攻占咸宁官埠桥、马桥。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对鄂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彻底被粉碎。

为配合反“围剿”斗争，1931年6月，刘道柄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游行队伍，从三山源出发，途经横山、黄土塝、桂花泉、官庄、鹿门、香山等地，一路红旗招展，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这一盛举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斗志，震慑了敌胆，驻扎在苏区边界香山的国民党部队五师某连望风披靡，退窜县城。

1931年6月的一天，邓和英正同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人祝自清、潘李松、胡家甫等在黄土塝研究反“围剿”工作时，桂花“铲共”团闻讯包围了村庄。邓和英为顾全其他同志的安全，滞步转移时被擒。“铲共”团将她绑到敌营酷刑拷打，逼她供出党的秘密。可邓和英却昂起革命的头，圆睁雪亮的眼，直腰挺立，横眉冷对，一言不发，气得反动团匪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拍案而退。时任桂花“铲共”团副团总陈修已来到审讯室，见邓和英年少俊秀，便美色迷心，欲纳为妻。在邓和英面前耍出假惺惺的殷勤，声言只要邓和英委身于他，即可保证邓的人身安全，让她一生享尽荣华富贵。面对如此诱惑，贪生怕死者定会借此求生，见利忘义者定会屈膝求荣。可有着一副铮铮铁骨的邓和英，既不贪生怕死，更不见利忘义，面对仇敌，咬牙切齿怒斥道：“生不能诛贼子，死有遗恨，岂有同贼子言婚之理！”陈贼抑怒而去，但并不死心，又央请与邓和英年岁相若的邻舍进言劝说。进言者百般陈词，巧言相劝，请邓和英同意婚事。邓和英回言坦率，说自己是为穷人谋翻身解放而革命，不是为求婚配而离家。进言者又以事关生死晓示邓和英，邓和英依然志坚如石，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并说为革命而死，死有何惜?邓和英铁骨铮铮，进言者摇头叹息而去。第二天上午，邓和英被绑赴刑场，被害于桂花胡家祠门前，时年不满20岁。

7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随着崇阳、蒲圻赤色区的不断扩大，国民党武汉行营加紧了对鄂南苏区“围剿”的部署，除新编第十师全部兵力回驻通城、崇阳、通山外，又加派新编第十二师和八十二师驻蒲圻，气势汹汹地从南北两个方向对金紫山地区的崇阳和蒲圻苏区进行“围剿”。

8月15日，国民党新编第十师派1个营的兵力，由三山源“铲共”团带路，袭击驻三山源文所门的县委、县苏维埃所属机关，妄图一举剿灭新兴的革命政权。鄂南红二师主力奉令赴通山驰援后，只留下部分枪支和人员组成直属警卫营（一说为特务大队）留守。警卫营派侦察员钟三元（仙坪人）对三山源敌情进行侦察。他只侦察到敌人部分兵力，以为人数不多，便将自我判断的敌情上报。红二师当晚按所报告的敌情进行部署。16日清晨天刚亮，红二师直属警卫营和崇蒲游击队共200余人，分3路从韭菜岭、宋家岭、柴岭向敌展开进袭。当时，“铲共”团团丁饶胜福因不吃牛肉回大屋门家里吃饭，半路上遇见进袭的红军，随即回头就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听到喊声，国民党军队迅速抢占文所门村边一座高堤，架设机枪，用火力压制从宋家岭、柴岭方向进攻的红军。因红军人数不多，武器较差，又失去了奇袭的战机，红军战士全部暴露在敌方强大火力之下，战士们虽勇猛冲锋，因敌阵火力太猛，大部分牺牲。红军伤亡太大，只好撤退。这时，韭菜岭东边进攻的红军不知宋家岭西头的红军已经失利撤走，赶了过来，展开攻击，敌军又掉头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东头红军见形势不对，西头无人接应，只好撤走。激战一上午，警卫营和崇蒲游击队牺牲了70多人。过后，国民党的“围剿”部队认为三山源苏区已被破坏，也撤回到原驻地。

9月，鄂南红二师主力配合鄂东红三师和红十六军，采取“佯为撤退，诱敌出击”的战术，占山伏击，取得歼敌二十六师第三团的重大胜利后返回。整训中，鄂南红二师师长汪子霞被当作“改组派”杀害，崇蒲游击队合编到鄂南红二师，由李济平任师长，饶森阶任政委。合编后的鄂南红二师又成功偷袭蒲圻红庙新编十二师袁英一个营，接着乘胜攻打官山和洪山寺，击毙“铲共”团团总宋省三。因敌人对鄂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比前两次更加凶猛，苏区军民陷于苦战之中。鄂东南特委为帮助鄂南苏区人民打破敌人的围困封锁，派叶金波率鄂东红三师一部挺进鄂南。10月，鄂东红三师到达蒲圻金狮观，与鄂南红二师联合作战，打败国民党八十二师宋景芳部驻新店镇守敌一个团及国民党县保安团刘步一大队的一个中队。敌人措手不及，县保安大队长刘步一和敌营长率残部仓皇逃往湖南。红军占领新店镇，全歼敌军1个营，缴获长枪282支、机枪8挺，俘敌104名。鄂东红三师在返回通山途中，驻崇阳黑桥的国民党义勇队队长卢玉峰等9名敌兵自恃碉堡坚固，对行进中的红军突然开枪射击。鄂东红三师决定拔掉这颗钉子，组织红军战士进行攻击，死伤战士百人仍不克。附近农民闻讯积极配合，搬去3个大柴堆，在红军火力掩护下，用柴团团围住碉堡，浇上菜油，点火焚烧，将碉堡里卢玉峰等守敌全部烧死。鄂东红三师离开鄂南后，鄂南红二师和赤卫队又两战嘉鱼县城，打败杨天升保安中队，缴获长、短枪20余支。正当红军主力东西突击之时，崇阳县、区游击队也伺机打击敌人。10月某夜，县游击队获悉，驻扎在官庄王家屋的“铲共”团吴育清手下团丁都在房里打扑克，队长李国正带20余名游击队员突袭，当场毙敌4人，活捉2人，缴获据点所有步枪、子弹、手榴弹等战利品。同月，红十六军在通城独立营的配合下，再次攻入通城县城，击退驻通城的新编第十师混成旅刘竹铭部1个团。至此，敌人策划的第三次“围剿”被鄂南军民粉碎。

_{①《中共鄂南特委周然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3月12日，《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2辑》，第149页。}

_{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_{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员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