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崇阳社会（一）

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崇阳社会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盛世已过，衰败之相显露。贫弱的中国难免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为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资本家丧心病狂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美、俄等国也对中国虎视眈眈，大量鸦片通过走私进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财政陷入严重的危机。1838年，在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者林则徐的发动下，湖北在全国率先禁烟，取得显著成效。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征服腐朽衰弱的清王朝，1840年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迫使清政府与英国订立了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紧接着美、法等国趁火打劫，协迫清政府签订类似的条约。从此，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开始丧失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的地位，结束了沿袭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走上了半殖民半封建化的历程。19万崇阳同胞也难逃厄运，陷入外受帝国主义蹂躏和内受封建势力剥削的苦难深渊。

——烟毒泛滥，祸国殃民。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崇阳禁绝的鸦片贸易死灰复燃，并迅速扩散。战前只从广州经陆路辗转输入鸦片，战后则从上海经长江运入武汉，又迅速从蒲圻水路运往崇阳，量大货广，使烟毒更加蔓延泛滥。烟贩从外国人手中贩回鸦片，掺进杂物后高价批发给境内烟馆，牟取暴利。官府不但不予以禁止，反以此为生财之道，养政之资。官僚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保护鸦片走私受贿集团，国家机体严重腐蚀。军队官兵吸食成风，战力迅速下降。其时，崇阳城内烟馆林立，有30多家。乡村吸食鸦片者也为数不少，卖儿卖女，卖田卖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

——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外国列强侵入湖北后，大肆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1861年，英国率先在汉口开辟租界，设领事馆。租界内，外国殖民者有司法权、军队通过权、征收赋税权等，其民政、交通、警事、税务、邮政均由领事统理。外国领事成了湖北官府的“皇上”。1895年，德国紧步英国后尘，逼迫清政府签约，在汉口建立德租界。1896年和1898年，俄、法、日相继效仿。此后，英、德、法、日又得寸进尺，扩展在汉租界。美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典、墨西哥等国也跟随而来建立了领事馆。外国殖民者采取多种形式，对中国大肆进行经济掠夺。一是设银行。1863年英国麦加利银行来汉租屋营业，1890年又设立汇丰银行。此后，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美国花旗、万国银行等纷纷来汉设立分行，输出掠夺性资本，其借贷业务覆盖崇阳。二是办工厂。1863年，俄商首先在汉口建立顺丰砖茶厂，接着在崇阳和蒲圻羊楼洞相继设立顺丰、阜昌、新泰砖茶厂。崇阳山区农民以种茶为业，数以万计农民从事茶叶种植和砖茶加工。清同治年间，年外销茶叶3万余担，其中桂花年均达0.8万担。其丰富的茶叶资源即成为外国经济掠夺的重要对象。1872年，英国也在汉口办起砖茶厂，主要原料来源于崇阳和蒲圻羊楼洞等地区。英、俄商在崇阳县城内、隽水河驳岸、大沙坪等地开设茶庄，收购和加工茶叶。外商任意压价，巧取豪夺，时常激起茶农的愤怒。1871年1月，茶农捣毁县城英商茶庄，由于官僚惧怕洋人，后被迫赔银6811两，全部强行分摊到茶农各户。三是开洋行。这是外国殖民者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掠夺性机构。

1861年，德商美最时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次年英国怡和洋行也在汉口开业，1891年德商又在汉口设立礼和洋行。至辛亥革命前，外商在汉洋行总数130多家。1875年，英、德货开始从汉口水运入境崇阳。甲午战争后，日货细纱、线袜、煤油、蜡烛、染料、药品、海带、毛呢织品等大量渗入。外国势力大肆倾销洋货，掠夺资源，征收赋税。如规定一般进口货物“值百抽五”，转口运销货物抽2.5%的子口税。

——传教布道，文化侵略。外国殖民主义者在大肆侵略的同时，还通过宗教文化方面的渗透，麻醉广大劳动人民，以便移接西方的文化和制度。鸦片战争前，就有外国传教士到崇阳进行传教活动。1661年，法国耶稣会士穆迪峨到武昌购地建堂，在全省各地乃至崇阳传教。1861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到华东各省传教。1870年，天主教为加强在湖北的传教活动，将湖北教区划分为鄂东、鄂西、鄂西北3个教区。清末，蒲圻教区管辖蒲圻、嘉鱼、崇阳、通城4县教务。基督教的各个派别于清末民初也先后在崇阳活动，分别从沔阳、武昌、洪湖和蒲圻转入崇阳。如英籍牧师就在崇阳建有“福音堂”传教。外国传教士在崇阳除建教堂传教外，还兴建学校，在课堂上传授文化，宣讲教义，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以精神鸦片毒化人民的心灵，为殖民统治服务。

——苛捐厉税，横征暴敛。晚清政府，外不能抵御列强入侵，只有割地赔款；内不能制止贪官污吏侵蚀，只靠筹款加捐。清末，崇阳县田、地、塘共3207顷37亩，地赋征粮，漕粮征米，通称银粮。年征秋粮正米8865石、小麦米812石，折征银6646两。附加有火耗、米耗、水脚银、辽饷银、赔款捐等名目，占正税15%—30%。除此之外，还有茶税、酒税、烟税、契税、肉厘、盐帖、牙帖以及屯餇、租课、捐输等。上下交征，税上加税，捐上加捐，民不堪负。而官吏的养廉银、加品银、耗羡银却有增无减。1841年1月，邑人钟人杰在其移县檄文中指出：“赋敛之暴，令人疾首，每银一两浮收不下二两， 每粮一石苛征不下二石，小民终岁勤劳，官吏恣意催科，完纳稍迟即 以抗粮之罪，主师出控即坐以告之条”。

——豪绅地主，残酷剥削。豪绅地主、官绅、军阀凭借政治和军事权力强占土地，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乃至工业资本因地租剥削率高，将部分资本向土地购置转移，地主土地所有权日益向更加集中的方向发展。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官吏豪绅以各种手段残酷地剥削农民。

其一，佃租剥削。佃租方式多种。一是“死定活看”。根据契约在庄稼收割前，佃户宴请地主或代理人登庄看稞，视稞情好坏，当季产量确定收租标准。中等良田，每亩若收4担谷，其租额为三分之一，分夏秋两季收清。二是“铁稞”。无论丰欠，按契约规定，如数交纳。三是“对稞”。种子、肥料由地主负担，佃户耕作，收成平分。

其二，高利盘剥。一是放新谷。人民迫于生计向地主借谷，秋前借一担，秋后还两担。二是用钱放账。向地主借钱，一般都是按月计息，利率为20%，借一元钱，过一个月要还一元二角，到期没有钱还，就得将利息转为本金一并计算。

其三，雇工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只好受雇于地主，成为提供劳务的雇工。长工工资以年计，长工在地主家起早贪黑，常年劳累，但工钱微薄，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往往被地主扫地出门。月活工工钱按月计算，多在农忙时受雇，但工钱少，一旦月活期满即被解雇。短工一般按工作量临时付钱。点工，即租佃了地主的田地，或租用地主的耕牛、农具以及借高利贷的穷人，在农忙季节，无论晴雨，都要到地主家抢割抢种。有的地主租佃一亩地给佃户，就要佃户为其做26个工，并随叫随到，不付分文报酬。逢年过节，佃户还要给地主送鸡鸭酒肉等礼物，或者请一席酒，否则就被夺租。

其四，典当、高利贷剥削。清末，崇阳境内典当、高利贷盛行。开当铺、放高贷的多为官吏豪绅。当铺以县城的“固俗”“鼎丰”“恒丰”“万裕”、石城的“龚正昌”、金塘的“德本庆”、东堡的“公利源”、白霓桥的“阜康”最为有名。当铺柜台高过头顶，典当物品的人，仰面交物，掌柜评价。穷人当物都是出于无奈，虽然也可讨价，但还是掌柜说了算。当铺常以“破、旧、烂、废”等不实之词贬低当品价值。衣服一般作原价二三成，全新也不过五六成；金银首饰也只按市价7成左右除毛折算。当票上印有“倘有天灾人祸，虫伤鼠咬，各安天命，过期不取者听凭变卖作本”等字样。老百姓说：“狠心的当铺，磨刀的屠户”。清咸丰年间，白霓桥人刘中干以两万串资本在当地开设“刘同裕”当铺。光绪十年1884年，复以8万串在县城开设“同裕典”。1890年，又在堰市设分店，是崇阳最大的典当户。高利贷的主要形式有：“九去十归”（资本金10元只给9元）、“大加一”（月息十分之一）、“双脚跳”（月息十分之二）、“木马叉”（月息十分之三）、“月月红”（月月按议定利率收息）、“印子钱”（借本金10元，月息2元，以30天计算，借债户每天付本息4角）、“狮子滚绣球”（又称驴打滚，到期交不起利息，转息为本，利上加利），等等。

此外，封建统治者还利用宗族制度肆无忌惮地欺压群众。崇阳各姓族长多为土豪劣绅，是各族的统治者。他们凭借族权，借口修谱、修祠、祭祖，向本族农民派工摊款；利用所谓的家法族规，残酷地统治着本族农民，若违反族规，有权决定其生死，即“镇家法”。即使县府去那些大姓族地抓丁、派税（费），也得事先通过这些宗族房头的头面人物，甚至有家法大于国法之势。

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农民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吃糠咽菜，衣衫褴褛，灾年草根树皮充饥，饿殍遍地。不少穷人卖子典妻，逃荒讨米，家破人亡，田地抛荒，一片凄凉。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结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多层剥削网，共同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军阀割据黑暗政局和乱世众生相。一方面破坏了封建制度下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条件，使封建的社会经济半封建化；另一方面则全面垄断国民经济命脉，残酷强化殖民统治，妄图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竭力培植官僚买办势力，使之成为他们垄断资本的附庸、殖民统治的支柱和殖民掠夺的帮凶，使封建的社会经济仍处于半殖民地化。辛亥革命前后统治崇阳的封建地主、官僚和军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他们中有的人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及其部下勾结在一起，有的人成为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帮凶，充当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人民群众的刽子手。他们是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墙脚，是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维护者。只有彻底推翻这个反动势力和剥削阶层，劳苦大众才能翻身得解放，社会生产力才能向前发展。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沉重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掠夺，封建王朝和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地主阶级的高额地租同高利贷资本融为一体的封建剥削，资产阶级的垄断和雇工剥削，像缠绕在广大农民和无产阶级身上的四大吸盘，残酷地吮吸着他们的血汗。鸦片战争以后，英勇的崇阳人民和仁人志士与三座大山压迫剥削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