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崇阳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一）

中共崇阳县委的恢复重建

1927年宁汉合流后，崇阳县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8月中旬，崇阳县成立九区联防保卫团，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授意下，“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对共产党人开展了大肆的搜捕滥杀。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共崇阳县委及所属组织采取分散隐蔽的方式，转入地下斗争。1927年8月下旬一天，中共崇阳县委书记彭制秘密到鹿门栎咀，与农运部部长沈昌亚话别后，从荆竹爆叶家埠乘小船到洪下，搭船赴武汉，行至石坑渡中途，被联防保卫团的团丁察觉捉住。反动的联防保卫团为了泄愤，先后将彭制押到被农协会镇压的鹿门操节港大地痞陈全寿和白霓桥大劣绅蔡德兴家侮辱，再押往大沙坪交给魏祥志，杀害在其弟魏石峰的坟前。农运部部长沈昌亚离开县城回鹿门一带开展活动，土豪周廉侯、沈清华获悉此情，驰告白霓桥九区联防团总曾升初。8月25日凌晨，曾升初亲率团丁突袭沈宅，沈昌亚登上屋顶，又飞身跃下，击毙后门守敌，隐入竹峦，不料脚板被竹桩戳破而陷入敌手。曾升初当即严刑审讯，逼沈昌亚就范自首。沈昌亚义正辞严：“要杀就杀，要我自首，今生休想！”曾升初一无所获，遂将沈昌亚杀害于屋后苦楝树下，牺牲时年仅20岁。宣传部部长沈蘅荪和组织部部长邱指佞潜隐武汉。几天后，沈蘅荪因崇阳的内线密报被国民党反动派胡宗铎逮捕，于武昌开肠破肚、惨遭杀害，尸体被运回崇阳，在街头巷尾张贴附有他就义前后照片的布告。邱指佞投奔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政治指导员，后以筑路工程队测量员的身份，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1年8月的一个深夜，邱因公渡江，在汉口四马路被国民党逮捕，当即在汉口一码头被害。1927年8月，工运部部长张九畴被捕关进监狱，反动派以他越狱逃跑为由，将其杀害在县城东门外。至此，中共崇阳县委组织完全破坏，区乡基层组织也陷于瘫痪，只有极少数党员还在秘密进行活动。

1927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派共产党员陈俊杰（又名陈赓云）来崇阳，与地下党员舒伯奇、陈汉初等人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7月，在县城恢复中共崇阳县支部（亦称县委），书记陈俊杰，委员舒伯奇、陈汉初、汪正南、程炳建。隶属鄂南特委领导。1929年8月更名为城关支部。由于政治环境恶劣，加之主要负责人陈俊杰因失败情绪严重，平时不积极发展党员，党内教育宣传工作非常缺乏，布置配合苏区打击白区敌人的任务不能完成，支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鄂南秋收暴动失败后，为恢复和加强本地区党的工作，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28年1月建立中共湘鄂赣边特委，郭亮任书记，管辖岳阳、临湘、平江、浏阳、崇阳、通城、通山、大冶、阳新、修水、铜鼓、万载12县，因叛徒告密，郭亮于3月牺牲，特委机关遭破坏。6月，中共湖南省委调滕代远主持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工作。8月，红五军由湖南平江转战江西修水，滕代远从中共修水县委中派出以杨树春（修水县马坳人）、余经邦（修水县全丰人）、李诗（湖南宜章人）、肖斌、金宏斌等人组成的工作队，到崇阳高枧、东堡、古市等地发展党员，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先后新建了一批农村党支部，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共华陂党支部也恢复了活动。1929年春，中共崇阳县特支在东流（现青山镇境内）恢复，书记袁青，委员陈可助、赵炳煜，隶属中共修水县委和中共湘鄂赣边特委。

1929年5月，中共鄂南特委改为蒲圻中心县委；6月5日在通城县开会，选举产生中共蒲圻中心县委，书记赵世当，委员刘秉彝、周然。会后派周然、李济平（贫）等人到崇阳指导工作，在三山、洪下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同时，湘鄂赣边特委又派杜甘霖率百余人的武装来到崇阳，在大沙坪、八斗、塔坳一带活动。8月，为加快崇阳党组织的发展，撤销中共崇阳县特支，正式恢复中共崇阳县委，由袁青任书记，薛志雄任少共书记，李维新任组织部部长，李春华任军事部部长，陈俊杰、舒伯奇、赵炳煜、刘道炳为委员。隶属中共蒲圻中心县委，县委机关仍设在东流，辖东堡、老虎洞、小山界、高枧、梓木港、城关、华陂7个支部。县委建立后，按照中共蒲圻中心县委重点创建金紫山苏区的工作要求，把工作重点从东流转移到县西北的金紫山一带，先后建立了金紫、洪下、方山、塔坳、梓木港、杨林等区委。同时将三山源一带苏区的游击队编入县游击队，共60余人枪。

由于受“左”倾路线在党内的影响和危害，1930年5月，中共崇阳县委书记袁青因一战失利，被中共蒲圻中心县委以“改组派”的罪名处决，少共崇阳县委书记薛志雄在东堡遇难。中共蒲圻中心县委派黎指明（湖南临湘人）、刘九成（蒲圻人）接任中共崇阳县委书记和少共书记，陈俊杰、舒伯奇、刘道炳、周学龙、李济平为委员。改组后的中共崇阳县委机关迁驻三山源南凤门（现桂花泉镇三山村五组）和文所门（现桂花泉镇三山村九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