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阳秋收暴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开端（二）

崇阳农军影响鄂南秋暴的3次暴动

（一）县城反偷袭战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辞去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和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职务的中共党员董必武，根据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安排，专做武汉地区撤退到江西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安全分散转移工作，以便使这些人去会合贺龙、叶挺的部队，参加武装起义。^①1927年7月下旬，董必武从九江返回武昌，考虑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崇阳农军也将独立难支，密令崇阳农军到咸宁柏墩集结待命，随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总指挥部警卫团（以下简称“武汉警卫团”）一同赴南昌。叶重开接到密令后，因不明内情，率部从赵李桥绕道，8月3日才到达咸宁柏墩。交通站传来警卫团已从武汉汉阳门码头乘船出发的消息，又见到董必武留下“有力量赴广东，无力量暂过山林生活”的密信，叶便将队伍带回崇阳，途径东堡时，险与沈、汪两家的地主武装交火，遂暂驻县城，作赴广东的打算。

此时，蒋介石铲共委员会武汉分会委员、崇阳大土豪魏石峰，不吸取前两次失败的教训，认为这次时机完全成熟，第三次跳出来，纠集白霓反动民团攻打县城，欲杀尽共产党员和农会负责人。

8月4日晚，崇阳县农协干部和农军战士正在县城江西会馆院内消暑纳凉。10时许，西门枪声大作。顿时，县委军事部部长叶重开联想到最近的敌情动向，断定为反动民团偷袭县城，立即命令农军兵分西、南、东三路，迎击敌人。第一路为西路军，由叶重开和高念慈率领，向西城出击；第二路为南路军，由县委书记彭制率领，向十字街方向出击；第三路为东路军，由省农运特派员曾哲卿和县委农运部部长沈昌亚率领，向东城出击。

西路军向西街疾进。当到达观音堂前时，敌人更逼近了。叶重开机智沉着，立即指挥西路战士选择地形就地隐蔽下来。敌人不知道前面有伏军，趾高气扬，大摇大摆地向西街长驱直入。当敌人刚刚进入农军布置的火力范围内，叶重开一声令下，众枪齐发，敌人措手不及，受到迎头痛击。农军穷追猛打，敌人无力抵抗，像受惊的野马，东冲西撞，撤向涵洞，逃出城外，有的则成了俘虏。经审讯，得知其头目是魏石峰，正带着主力从城南街方向进攻，这股敌人是佯攻部队，以牵制和分散我军兵力，掩护其主力进攻县农协会。针对此情况，叶重开和高念慈到达十字街与彭制取得联系后，叶重开向彭制说：“让高念慈率15人加入南路军，我率15人加入东路军。兵不厌诈，20分钟后，不管十字街有无敌情发生，定要鸣枪喊杀，虚张声势，造成激战场面。”不料彭制不同意这个计划，认为是“无的放矢，徒费弹药，无济于事”。叶重开见彭制与自己意见不一，为不丧失战机，就果断命令高念慈执行。随即叶重开带领队伍奔向东城，与东路军的曾哲卿、沈昌亚会师。20分钟后，高念慈在十字街按照叶重开的计划执行。顷刻，枪声、喊杀声大作，真像激战开始。敌人果然上当，满以为是他们在西街的佯攻部队获胜后冲到了十字街，农军的力量已受到牵制而无力东顾，因此得意忘形，其主力由城东的弄堂冲进了街心，正好遭到我东路军的侧击。曾哲卿身先士卒，奋勇直冲，不幸中弹牺牲。叶重开见状怒不可遏，命令吹响冲锋号，顿时喊杀声、枪声震动东城。敌人来不及应战，旋即向萝卜弄附近窜逃。叶重开见机立即喊话：“活捉魏石峰，士兵缴枪不杀”，以此瓦解敌军。为了彻底歼灭敌人，农军采取诱敌出城、一网打尽之计。彭制命令守城战士打开南城门，让南路军的战士埋伏在城门边大王庙一带。敌人果然向城南突围。东路军尾随追杀，敌人腹背受敌，大部被歼。

战斗结束，天已拂晓。我军打扫战场，发现地主武装头目魏石峰身负重伤，躺在城隍庙上殿的大钟旁。叶重开见后立即将其击毙。此战，我军除曾哲卿和一名号兵牺牲外，其他战士无损。共歼敌30余人，缴获敌步枪7支、土枪1支。

崇阳农军县城反偷袭战的胜利，率先拉开了鄂南农民秋收暴动的序幕，吹响鄂南共产党人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向夺取无产阶级政权进军的号角，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鼓舞了鄂南农民群众的斗争士气。

（二）洪下劫船夺枪

反偷袭战后，崇阳农军的大红犁旗帜公开竖了起来，部队又到乡间收缴民团枪支40多支，人数迅速增加到130余人，为随后的鄂南秋收暴动增添了力量。

南昌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一面调集部队对起义人员进行“追剿”，一面组建各地反动民团加紧防患。崇阳农军在县城的反偷袭战也震惊了崇阳境内的反动派。

1927年8月上旬，国民党第十三军方鼎英部陈嘉佑两个团正向崇阳逼进，国民党崇阳县政府正在积极筹备成立九区联防保卫团，反动民团也在加紧集结，妄图扼杀这支新生的农军武装。正当崇阳农军考虑下步是赴广东追赶南昌起义大部队，还是就地隐蔽起来过山林生活之时，中共湖北省委派到通城县开展秋暴工作、正在崇阳相邻地区组建农民武装的罗荣桓，获悉崇阳农军打赢县城反偷袭战的信息后，夜宿崇阳堰市的罗家饭铺，通过访问，找到在武汉中山大学相识、时任中共崇阳县委交通员、家居沙坪的黄明，并通过黄明的关系，来到崇阳县城了解情况，当晚住在城关北门陈家（黄明岳家）。第二天，罗荣桓由黄明陪同来到崇阳农军驻地——江西会馆，向农军介绍了武汉的形势，传达了省委正在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的指示。农军领导人叶重开将崇阳农军近期的战斗情况向罗荣桓作了汇报，并商议了崇阳农军下步的行动方案。第二天罗荣桓返回通城。

1927年8月10日，中共崇阳县委宣传部部长沈衡荪、军事部部长叶重开、交通员黄明、杨白等人到赵李桥，听取鄂南特委符向一关于举行湖北省农民秋收暴动的紧急传达后，决定集中崇阳农民武装和区乡农协骨干，举行秋收暴动。12日，在县城福音堂成立了暴动委员会，主任沈蘅荪、副主任叶重开，并就开展秋收暴动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当年，崇阳的大土豪、大富商陈新廉（陈永庆之子）^①在武汉有3幢房屋从事货物周转，平时除聘有20多名业务主管外，还训练有一支20多名身兼多职（水手兼保镖）的武装押运队，配备的武器装备也很精良，经常护木帆船在崇阳至武汉的水路上跑运输。因陈新廉家驾船的船工、舵手大多为陆水河两岸的人，1927年8月12日，洪下农协从当地船工口中获悉“陈永庆”武装押运队正在帮通城商户押运粮船去武汉的信息。洪下农协负责人迅急将此情况报告给县暴动委员会。农军队长、县暴动委员会副主任叶重开得到此信，急召有关人员研究决定，由洪下农协配合，在洪下进行劫船暴动，并迅速率领农军由洪下农协负责人引路，设伏于陆水河洪下段。14日拂晓时分，“陈永庆”武装押运队的头目余明月登上夜宿在洪下码头的粮船，指挥开船。这时，埋伏在附近的20余名农军迅速登船，一阵扫射，身为船工的农协会员也投入战斗。这次劫船，消灭地主武装10余人，缴获大米40余包、步枪5支。叶重开将枪支及小部分大米用于农军补给，大部分大米由洪下农协分给当地贫苦农民。

这次崇阳农军劫船暴动，是积极响应《中共湖北省委鄂南农民暴动计划》率先开展的一次“骚动”行为，为推进鄂南农民秋收暴动、点燃农民的革命热情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三）智克通城县城

1927年8月上中旬，两湖农民暴动计划的精神传到通城，通城县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县长王武扬（安徽祁门人）为主任，县委书记汪玉堂（黄梅人）为副主任的暴动委员会，并迅即组织农军作了一次攻城尝试。因国民党通城县团防局长刘秀波集中了全县5个区的保安团在县城严防死守，农军很快溃退下来。中共通城县委在研究如何执行上级计划（秋收暴动）的问题中，一致认为“解决刘秀波的民团是关键。如果调集农军攻城，刘秀波将城门关闭，势必要强攻。但是，农军一无重武器，二缺训练，很难完成这一任务”①。这时，县长王武扬想到不久前罗荣桓与崇阳农军建立的联系，当即托人带信，请求崇阳农军支援。恰好此时崇阳农军为摆脱九区联防保卫团的夹击及国民党第十三军方鼎英部的“围剿”，已于8月15日开始往通城方向转移。第二天，崇阳农军在彭制、叶重开的率领下到达通城，驻扎在县城北罗家铺的后面山上，与通城县暴动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堂派来的徐子恢接上了联系。17日，彭制返回崇阳，叶重开率部潜入通城县城，同中共通城县委负责人密商智取通城县城的行动方案。

20日上午，叶重开身穿崭新的国民党军官服，挂着武装带，骑着大洋马，几十名“卫兵”前呼后拥，押着一个自卫军“犯人”来到通城县城西街，大声叫嚷着要见通城县团防局的刘局长。门卫见是一个当官的，便将门打开一小半，让叶重开进去。叶递上印有崇阳县团防局长官衔的名片，佯称抓住了一个通城的共产党官员，要亲自押交刘团长。门卫信以为真，把城门大开。叶重开带领的几十名“卫兵”径自奔进县衙，在早已守候衙门附近的通城农军配合下，一举活捉了团防局长刘秀波，并缴了团防局的枪。当天下午，在通城县衙门召开崇阳、通城农军合编为崇通农军的成立大会，通城县县长、共产党员王武扬被推选为农军总指挥，罗荣桓被推选为党代表。两县农军数百人，分为两个大队：崇阳农军大队，大队长叶重开；通城农军大队，大队长肖力。当天下午，通城县长王武扬宣布：枪毙反动的团防局长刘秀波，没收其全部财产分给穷苦农民，通城县劳农政府成立。

崇阳农军智擒通城县团防局长刘秀波，帮助中共通城县委组织县城暴动成功，在鄂南率先迈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为湘鄂赣粤四省暴动提供了武装夺取政权经验。

^{①《董必武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②《崇阳文史资料》第8辑，第87—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