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进军崇阳与中共崇阳组织的发展及工农运动鼎盛局面的形成（四）

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客观上催发了工农运动的高涨和大革命的风暴。这场席卷全国的风暴通常被称为中国的大革命。革命的宗旨，表现在当时广为传唱的一首歌词“打倒列强，除军阀”之中；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是这场民族民主大革命的目标。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长期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集中爆发，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愿望和期盼。国共两党合作下进行的北伐战争，将这种愿望和期盼变成现实，而大革命时期的工农革命运动，将这种现实变为摧枯拉朽的大革命风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促进了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又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6年夏秋到1927年暮春，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在中共崇阳组织领导下的崇阳工农革命运动从缓慢发展到日益高涨，群众组织普遍建立，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工农青妇等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崇阳城乡赤帜飞扬。

1926年9月彭制来到崇阳后，大张旗鼓地发动农民群众与地主豪绅作斗争，并动员许多革命的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基层做农运工作。11月，中共湖北地方执委又将沈昌亚派回崇阳，协助彭制筹建县农协会。

11月中旬，崇阳县农民协会在县城关帝庙正式成立。彭制任委员长，沈昌亚、卢清波、杨香林、汪元宝等为执委。下设土地、裁判、妇女、宣传等部。至12月，全县先后建立起第一区（城郊地区）、第二区（石城地区）、第三区（大沙坪地区）、第四区（华陂地区）、第五区（金塘、高枧地区）、第六区（小沙坪地区）、第七区（路口地区）、第八区（白霓桥地区）、第九区（洪下、龙浪地区）共9个区81个乡农民协会，各区农协委员长分别由程炳南、杨香林、曾哲卿、舒木生、陈中会、沈桂安、蔡德香、饶定国等担任。各级农协会成立后，积极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与土豪劣绅、恶霸展开斗争。当年12月，路口区成立农会时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设农会，行农政，兴农业，协同大家务必同心齐努力；保民族，开民权，重民生，会集同志指期不日告成功。”这副对联，鲜明地反映了农民对农会组织寄予的殷切期望。其时，在省国立学馆毕业、曾参加过反帝大同盟的青山老屋畈人吴藻溪回到家乡，被彭制分配到第四区做农运工作。吴先后在老屋畈、青山铺、栎树铺、荆竹园、响鼓岭、石垅等地建立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很快发展会员800余人；后又被指派为特派员，到白霓桥地区发展农会组织。在省立第二中学就读的台桥人吴云峰寒假回乡，彭制安排他去协助当地农会工作。吴云峰带领当地农民群众将大地主恶霸魏石峰的商店、田地、房产没收，崇阳的农民运动迅速高涨。

1927年1月4日，县农协会在县城召开第一次区乡农协会员代表会，与会代表30余人。会上，总结交流了前段农运工作经验，分析了土豪劣绅的动态。大家一致要求县保卫团把镇压土豪劣绅、破坏农协组织的地痞作为中心任务。当月23日，县农协会在县城召开第二次区乡代表会，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就减轻农民的借贷利息、佃户佃谷、烧毁契约借据、免除苛捐杂税和发展会员等问题作出决议。广大农民群众见农协会能真心为农民谋利益，踊跃报名加入农协会，当年春，全县农协会员发展到3万余人，占全县成人总数的70%。3月2日，县农协会在城关积谷仓召开3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场主席台两边悬挂着大幅对联：打、打、打，打倒帝国主义；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大会对土豪劣绅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行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并就地处决了全县最大的劣绅沈特荃（金塘河坪人）、最凶恶的地痞陈全寿（鹿门操节港人）、蔡德兴（白霓桥人）、沈晋侯等，广大农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27年1至2月，县农运部部长沈昌亚深入到崇阳最艰苦的河山大岭，调查农民疾苦，宣传发动群众加入基层农会，掌握了解更多的农运情况。2月，武汉国民党政府在武昌都府堤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通知各地选拔优秀农运干部参加培训。崇阳县80多人参加考试，初取沈昌亚及曾哲卿、高念慈（又名高煌辉）、代学春4人，并于28日赴武昌中央农讲所复试，沈昌亚、曾哲卿、高念慈3人被录取参加学习。

1927年3月4日至22日，崇阳县派代表沈昌亚、卢清波、杨香林、黄明4人出席在武昌阅马场举行的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88人。毛泽东、林伯渠、徐谦、顾孟余、唐生智、李汉俊为大会名誉主席并参加开幕典礼。大会通过各个负责人的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掌握农村政权、建立扩大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加强工农联盟、倡议组织全国农协及组织农村合作社和解决农村雇工、禁烟禁赌等35项决议案。崇阳代表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重点介绍了崇阳的农运情况，受到大会的好评和嘉奖。3月17日，沈昌亚向省农协提交由自己撰写的崇阳县开展农运工作的《农民协会报告书》（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报告书记述了崇阳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惨况，介绍了崇阳县发展农协组织、开展农运工作及广大农民积极参加革命等情况。报告书指出：“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社会生活以农民为最苦，其中崇阳农民中最痛苦的又莫过于东南的高山地区，农民像牛一样，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到山岩上去种红薯。好地块被地主占去了，佃农种地主的田，一亩田收谷5石，地主要收租3.5石，佃农只能得到1.5石。不管有无灾害，颗粒不能少。这些农民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要求最为迫切，经过宣传发动，迫切要求加入农会。在群众会上，有个姓万的贫苦农民对劣绅叔父的罪过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控诉，激起了农会会员的愤恨，当即将其捉拿游行示众”。报告书还记述了崇阳各区乡最凶残的土豪劣绅名单，指出这些劣绅对农民进行敲诈的手段最凶残。建立农协组织后，形成了各乡村农民与土豪劣绅阶级对立的阵势，土豪劣绅采取暗中造谣或混进协会的方式破坏。沈在报告书的结尾部分提出：“为农民之解放，非根本铲除这封建制度不可”。这些观点，与同时期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谋而合。

3月下旬，中央农讲所学员赴麻城处理红枪会事件返校。毕业后，沈昌亚、高念慈奉令先期回到崇阳开展农运工作；曾哲卿分配至河南驻马店工作，不久以湖北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崇阳。

崇阳工会组织在中共崇阳县特支的领导下，也得到迅速发展。继1926年8月崇阳城关工会成立后，12月，白霓桥在天主堂成立工会，辖店员、木业、屠业、纸业、铁业、烟业等行业工会，主席汪祥云。路口地区各行业工人、店员在路口铺曾家祠堂召开代表会议，成立路口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辖木业、铁业、篾业等行业工会，主席石文卿。至年底，全县手工业工人、店员先后成立了造纸、鞭业、木业、店员等行业工会，会员发展到2000余人。工会组织会员学习革命道理，接受革命宣传，教育会员遵守工会纪律，领导会员开展合理的斗争。此外，工会还经常组织会员参加县、区党部主持的活动和支援农协、妇协等活动。